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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与“写文章”

——陈平原教授新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讲座侧记

2020年11月15日 星期日 北京青年报
讲座现场(中间剧场美术馆)

    ◎李浴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翻开一本文学作品,你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品评作家的语言、文风、形式和技巧。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读“文学”的题中之义。除去人物性格、故事发展、自然风光与社会关系,当然还要看作家是如何“写”的,以及他们“写”得好不好。可要是打开一部学术著作,在收获知识、思想与情怀以外,是否同样可以关注“学问”是怎样“表述”的,进而比较其间优劣、辨别此中异同、体味隐含在学者表达策略中的微言大义呢?这正是陈平原先生的新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带给我们的启示。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不但是一项历史课题,更朝向未来敞开

    在当代学界,陈平原先生以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著称。“好文章”之谓,不仅指向他声名在外的文化随笔,更包括其用心经营的诸多学术著作与文集。陈先生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等领域的代表著作不但将相关研究推向了纵深与广博,也都十分“耐读”与“好看”。凡举《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之结构谨严、《千古文人侠客梦》之荡气回肠、《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之独立苍茫、《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之庄严气象,以及《中国散文小说史》的静水长流、《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明白晓畅,都能让读者感到陈先生为文之精心。

    陈平原先生有“两副笔墨”说,主张学人应当不但能写学术著作,还要会作随笔文章。他自己对此便身体力行,以文章养气、怡情与运思,“借以关怀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自撰简历》)但“做学问”与“写文章”两者之间的联结却远不止于学术随笔的写作。一如陈先生的专业著作示范的那样,“学问”本身同样可以成为“文章”,“表达”其实并不外在于“学术”。陈先生几乎从治学之始就对于怎样写好学术文章保有高度敏感,在走向成熟之后更是将之作为一种自觉追求。有此意识、阅历与眼光,决定了他是研究“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不二人选;而反过来说,也正是他当仁不让,开创性地发现、提出与论述了这一话题。

    从“写(学术)文章”的角度理解“做学问”,以“做学问”的态度论述“写(学术)文章”,这是《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书的最大贡献。全书30万言,共计八章。首章聚焦述学文体古今之变的重要症候——如何“引经据典”,二、三两章从现代中国的“演说”入手,辨析了“白话”、“学术”与“文学”三者之间的彼此关联,此后五章分别清理了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五位重要学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与胡适的述学经验,尤其关注他们对于文体的选择、坚持与构建,同时考察了五人述学文体的背后寄托、实际效果与现实命运。陈先生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关怀在于探寻“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前言》)尽管书中的具体对象距今都有百年上下,但陈先生提出的问题显然一直延伸到了当下,仍为进入21世纪的我们所必须面对。可以说,“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不但是一项历史课题,更朝向未来敞开;不仅为陈先生所系统研究,更值得希望严肃思考与认真表达的你、我、他共同触摸与体会。

    被吴组缃先生夸奖“会写文章”,起初觉得委屈

    2020年9月26日,陈平原先生应邀在北京中间美术馆举行了“再谈如何‘述学’,什么‘文体’”的专题讲座。讲题之所以拟为“再谈”,原因是《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附录之一即一篇《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此文介绍了陈先生从事述学文体研究的另外一重背景:在学术考量以外,这还是他的教学需要。陈先生认为“要求研究生仔细阅读若干好书好文,不只关心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更努力领略其论证方式、写作技巧,乃至文章气势与韵味等——如此琢磨,有利于自家文章趣味的养成”。既然需要引导学生完成训练,作为导师当然率先垂范。

    在“再谈”讲座中,陈平原先生更为全面地总结了自己述学文体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期待。讲座分为“学术史视野中的‘述学文体’”、“作为‘文章’的‘著述’”、“学者之文与古书体例”、“‘学术文’之研习与追摹”以及“内在于学术的文体”五个部分。若以古典文体名之,这一讲座堪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之“自序”——犹如《太史公自序》之于《史记》。

    1990年代初期,陈先生进入现代中国学术史领域。1998年,他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2011年,又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问世(2016年出版增订本)。连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构成了其“学术史三部曲”。所以,陈先生的述学文体研究首先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展开的。从传统到现代,“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这是他的基本判断。而述学文体正是承载与彰显这一变革的重要对象。陈先生在《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中对于“述学文体”的解说,最能体现其研究的旨归所在——

    我所关注的“述学文体”,牵涉整个现代学术生产机制,比如,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对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等,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者的自然投射。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陈先生认为学科制度的建立、教科书的编纂、标点符号的引进,以及“独尊专著”评价体系的形成,对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影响最大。特别是西方“一干而众枝”(吴汝纶语)的著作体式,逐渐取代了古典中国的“文集之文”,成为国人对于述学文体最核心的想象。

    关于何为理想“著作”,王国维与胡适等先进都不乏论说。陈平原先生发挥胡适对于章太炎《国故论衡》书中各篇“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评价,指出章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他个人最欣赏的现代学术著作。“至于理由,很简单,因其较好地实现了‘文’与‘学’的沟通”。

    以“著述”为“文章”,既是一种学术史眼光,也有文学史渊源。陈先生治明清散文,就高度重视其中的“学者之文”。这一传统不仅“古已有之”,在现代学术中同样不绝如缕。讲座时,陈先生举出从黄宗羲到全祖望,再到梁启超,直至钱穆与余英时师徒的脉络,认为他们皆属“能兼及考据与论述,撰写酣畅淋漓的大文章者”。

    于“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拎出从黄宗羲到余英时这条线索,陈平原先生表示自己受到了钱穆的启示。钱穆曾经提醒余英时,为学应当善于研读与自己精神气质和学术趣味相近的学者之文。而这其实并非钱穆的独得之秘。陈先生发现,沈尹默等人也在老北大开设过“学术文录”等课程。只不过对于今人而言,这样的修习已经陌生。陈先生围绕述学文体展开的研究与教学,正是意在接续如许学脉与文脉。他引用章学诚的话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义·史德》)在他看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在讲座的最后,陈先生回忆起自己当年写完博士论文,被吴组缃先生夸奖“会写文章”的往事。起初他觉得委屈,心想:“比起‘思想深刻’、‘理论新颖’或‘史料丰富’来,这‘会写文章’算什么呀?顶多是雕虫小技。”但一路走来,他“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这是陈先生在备尝治学甘苦之后的经验之谈。对他来说,“内在于学术的文体”既是其述学文体研究的主要旨趣,也是他本人的学术道路与生命境界。

    陈平原先生写过一篇短文《学会写文章》,提到他“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事后学生们反馈,“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作为陈老师的学生,我见证了他一次又一次金针度人,有时他甚至会为同一选题开出上、中、下三策,让我们知道一篇学术文章需要怎么写,能够怎么写,以及或许还可以怎么写。回顾跟随陈老师读书的日子,这的确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之一。

    起步于对述学文体的敏感,继而循此追寻国人思维习惯与表达方式现代转型的步履、印记与可能性;落脚在对“学会写文章”的言传身教,力图“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使之不致轻易掉队与迷路:陈平原先生的述学文体研究是他为“做学问”与“写文章”二者架设的通道与基石,也是其学者与师者双重身份的完美交集。

    2020年11月3日,于京西芙蓉里南窗下

    供图/李浴洋

    学生毕业以后最好有“两副笔墨”

    讲座答问

    ◎陈平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伴随检索的过分便利,发言的具体对象、语境和文体往往被忽略

    观众A:陈老师好,我是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最近正在读您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您在书中提到鲁迅是一个“文体家”。对于学习现当代文学的同学来说,鲁迅实在太熟悉了,他的很多话我们张口就能说出来。可每当想要引用时,我都会怀疑自己是否断章取义了。不知“文体”的角度可以给予我们什么帮助?

    陈平原:鲁迅是最早建立数据库的现代作家。有了数据库,好处是可以随时随地检索他说过的话,但坏处是伴随着检索的过分便利,他发言的具体对象、语境和文体往往被忽略。譬如鲁迅的杂文,大都是直接跟当下对话的,如果在引用他的观点时没有把他针对的问题、发表的媒介与写作的目标考虑进去,那么就无法准确理解鲁迅的话的意思。

    我举一个例子。许多学者写文章时都会引用他说的“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来评价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是不公平的。首先,这是鲁迅1932年8月15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发的议论,而郑著《文学史》要到该年12月才出版,所以鲁迅当时看到的只是书的广告。广告自然要说一些耸动的话,鲁迅更多是对此不以为然,而不是对于这本《文学史》做学术评价。其次就是“文体”的问题。这段话是鲁迅写在私下给台静农的信中的,不是公开发表的判断。过了若干年后,由于鲁迅书信的出版,大家以此为依据,贬低郑振铎学术成就,这是不恰当的。

    以个人之力撰写通史捉襟见肘

    观众B:陈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最初的几本著作——比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与《千古文人侠客梦》——都是“专著”,但此后您就以出版论文集为主了。“学术史三部曲”当然也算“专著”,但其中的不少章节其实都是独立完成与发表的论文。您刚才讲到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中“独尊专著”的问题,不知您选择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自己的思考是有意为之的吗?

    陈平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开始,几本比较重要的著作大都经过了漫长的准备与写作过程。之前的几本书的确都是一鼓作气写出来的,所以也就容易设计成为专著的样子。但后来的写作不是这样。虽然对于每个课题,我都有自己核心的问题意识,可结构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了。当到了一定程度,我便打住做个小结,出版一本专题论文集。

    在我看来,专题论文集就是专著。中国学者对于黑格尔式的体系性的论述过分迷恋,这会导致本末倒置。平心而论,一个学者一辈子真能写好的也就是几篇文章。专题论文集可以把一位学人的学识、修养与追求都凝聚其中,并且展现出他究竟在哪些问题的论述上取得了推进。这样的写作可以扬长避短,而不必为了硬要搭建体系去东拼西凑。

    我以前再三说过,教科书、通史、概论这三种文体在中国学界的流行,贻害无穷。我写过《中国散文小说史》,深知以个人之力撰写通史的捉襟见肘。因为是“通史”,所以许多话题必须涉及,但事实上自己又没有做过专门研究,那么只好借助二手或者三手的成果,不但浪费精力,对于读者也不够负责。但在目前的学术生态中,这三类著作却是最好销售,也最容易得奖的,结果便是大批学者投身其中,乐此不疲。

    做人文学,需要具备面对公众讲话的意愿与能力

    观众C:陈老师好,我博士刚毕业,对于您的“两副笔墨”说很有兴趣。在读书期间,我们接受的都是论文写作训练,所以很羡慕您还可以通过随笔进行表达。但不知对于刚进入学界的我们来说,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

    陈平原: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时常告诉他们,读书的时候别乱写,要全力以赴把博士论文写好,写小文章是容易把手写滑、把气写散的。但毕业以后我是鼓励他们最好有“两副笔墨”的,因为做人文学,需要具备面对公众讲话的意愿与能力。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现在大概有1亿5000万中国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意味着已经不能把“两副笔墨”的不同看作专业与普及的区别了。今天的普及读物不可能写得太普通,因为年轻一代平均的阅读水准已经远超二三十年前。即便是普通读者,也都有很好的教养。

    如果注意看,我的著作与随笔之间其实是有“暗道”的。有些学术思考,我会用随笔写给公众;而有些现实刺激,也可以在我的著作中找到对照。“两副笔墨”可以融通,但不要跨界。这是我的看法。

    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新媒介带来的变化

    观众D:陈老师好,我是学传播学的,我感觉您讨论述学文体时,都是转身向后看的。而现在数码时代的媒介更新很快,新兴媒介对于我们的表达影响也很大。要是向前看,您对于未来的述学文体会有怎样的判断?

    陈平原:我必须说,我没有能力回答你的问题。在回顾过去与关注当下方面,我还有些把握,但让我展望未来,我实在不太敢说。因为我无法想象以目前的科技发展,50年或者10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去年我参加黄子平的新书发布会,他有一个说法,叫做“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其实不但文学批评如此,学术研究也一样。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有共振,可是要我悬想另外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是怎样的,我不认为自己能做好。

    我承认你说的问题很重要。而我也是最早一批讨论数码时代的到来对于人文学的影响的学者之一。2000年到2001年两年,我先后写了《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时代的文学》与《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三篇文章。现在看来,我当初还是蛮敏感的,不过一些判断并不完全准确。我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新媒介带来的新变化,但这一方面的研究非我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