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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两度从军再从文的“新花木兰”

2020年09月30日 星期三 北京青年报
谢冰莹工作照,摄于1930年代
谢冰莹著《一个女兵的自传》,1936年在上海出版
1946年8月11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谢冰莹谈抗战生活》
谢冰莹军装照,摄于抗战期间
谢冰莹著《从军日记》,1931年上海出版

    ◎肖伊绯

    话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名字接近、年代相近的女作家,一位叫谢冰心,一位叫谢冰莹。

    谢冰心,即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冰心,她是福建福州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而另一位谢冰莹,无论是与“谢冰心”还是“谢婉莹”之名,都只有一字之差,不十分熟悉其人其事迹者,容易混淆不明。

    谢冰莹(1906—2000),原名谢鸣岗,字风宝,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2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与谢婉莹(冰心)、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一道,跻身中国现代女作家行列。

    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的人生历程显得尤其特别,与中国现代军事的联系最为紧密,她是中国现代军事意义上的第一位女兵,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堪称能文能武的“新花木兰”。

    病中完成《一个女兵的自传》写作

    谢冰莹首次从军,始于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经过短期训练,便开往北伐前线参战。其《从军日记》就是在战地写成的,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

    1927年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先后入上海艺大、北平女师大学习。从北平女师大毕业后,谢冰莹用几部书的稿酬作学资,于1931年赴日本留学。但几经周折,竟在日本被捕入狱,不但求学未果,还饱受酷刑摧残;后经柳亚子等友人营救,方才脱身回国。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她毅然投入抗战洪流,她自行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自任团长开往前线。此刻,她再一次从军,为抗战而从军。

    为“新花木兰”先北伐又抗战的从军义举所感动,上海《立报》与北平《世界日报》对其曾各有一次专访。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第二次是在1946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不久,话题当然都离不开“新花木兰”的抗战生活。

    其中,上海《立报》的专访,约1500字,配发了一幅谢冰莹着军装执旗帜的照片,图文并茂地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新花木兰”的人格肖像。报道中提及,虽然她从日本侥幸脱险,保全了性命,可因为在狱中受刑过重,身心备受摧残,脑部也发生了病变,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归国后,谢冰莹坚持在广西南宁中学教书,还主编《南宁妇女周刊》,终因病体不支,不得不回湖南去休养。1936年,她在湖南休养期间,仍勉力完成了《湖南的风土》《一个女兵的自传》两部书稿的写作。因为写作的辛苦,再加上四月间丧母的刺激,她神经日渐衰弱,还患上了胃病、鼻炎、心脏病,这使她在暑假的时候,不得不到南岳肺痨病疗养院治疗了一月。

    直到治疗完毕,回到长沙,谢冰莹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她思前想后,想到她这一身病痛完全是由日本人所赐,便下了牺牲一切赴前线抗敌的决心。就这样,一位曾经从军痛击军阀、祈望国家统一的北伐女兵,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又化身为奋起还击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抗战女兵。

    对于当年的女性读者,谢冰莹接下来的讲述,恐怕更能打动她们的内心。谢冰莹称,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成立,是她本着只有抗战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参加这样的抗战,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这一信念而发动的。她说:“北伐后,妇女的活动被到厨房去的口号封锁过,以致妇运会曾一度消沉,但是今后的妇女要从家庭中打出一条血路来,这便要看妇女们是否能到前线去,和武装同志共同抗敌了。”

    至于前线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此行上海,究竟有什么目的与任务,谢冰莹也交待得非常清楚。她说此次来上海,“是军部派她来和各救亡团体接洽前线所需要的书报、慰劳品、救伤药品等,并且为该团团员制棉大衣、换洗衣服等”。

    据记者了解,来上海第一天,谢冰莹除已见到过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沈钧儒、沈兹九等外,还参观了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当众报告了战场前线一天的艰难生活。从她的报告中,大家知道,前线的汉奸问题、救护问题依然很严重。她希望后方能不断地组织并训练有担架、侦缉、宣传技能的男女同志,上前线去。

    报道的结尾是这样的:

    谈到她个人的战地生活,她总是自称老兵。关于捉汉奸、审俘虏,在泥潭里跋涉,草地里避敌机,炮灰中写《从军日记》,无不觉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

    昨天下午五时,她回前线了,当她和记者握别时,只兴奋而简单地说了几声:“战地见!”

    次日,1937年10月4日的上海《立报》,就这样把一个女兵的抗战生活,通过记者专访报道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展示了出来。这一份80年前旧报纸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流露着一位抗战女兵的乐观与自信,仅此一点,恐怕也足以令当时那些听着唱片机、穿着高跟鞋,还在为生计与社交绞尽脑汁的上海太太小姐们惊愕不已。

    感慨战后生活艰难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统一抗战,中国终于将侵略者彻底击败,在浴血奋战中终获胜利。继上海专访九年之后,“新花木兰”随军凯旋之际,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再次拿起小本,追随而来,还是要她忆述一个女兵的抗战生活。

    1946年8月11日、12日,北平《世界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连载题为“谢冰莹谈抗战生活”专访报道。报道首先提及了谢冰莹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两次身患“险症”而最终脱险的惊险历程。

    原来,因文笔出众又善于沟通,台儿庄战役之际,李宗仁曾请谢冰莹暂时出任随军记者。可就在此时,因盲肠炎发作,不得不卧病在床了。当时战地没有手术设备,不能医治。就连战地医生也只是说:“只有看着你死。”谢冰莹回忆称,当时“她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动也不敢动。连喝牛乳,都要用管子送到嘴里。那时她心里难过万分。那知养了一个来月,竟全好了。”

    凭着幸运,谢冰莹在台儿庄战地上,侥幸“自愈”了盲肠炎。可后来,回到重庆割治时,又发现了肠梗阻的危险。还是凭着幸运,仍然“自愈”了。经历了盲肠炎与肠梗阻的两次奇迹般的“自愈”之后,谢冰莹一路艰险走来,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战后复员的生活与家庭生计如何重新筹划,自己的写作生涯又如何规划等等,一系列近期与远期的个人问题,接踵而至,并不比一位抗战女兵的战地生活轻松多少,甚至还要更为复杂与艰难。

    如果说在前线的抗战生活,主要内容就是与敌军和病魔的殊死较量,而抗战胜利之后的家庭生活,主要内容则是为养家糊口的生计问题全力以赴。当然,从女战士、女作家到家庭妇女的角色转变,谢冰莹仍以一贯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去坦然面对,并竭尽全力。

    彼时,谢冰莹已育有三个子女,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可想而知。报道中有很形象的描述,仅仅一小段话语,“新花木兰”此刻的生活压力便跃然纸上:

    “她这次由汉口来平,是早晨六点半上飞机。她的三个孩子,有两个还在睡着,一个在床上坐着,孩子不知道她要离开些天。她说:假若知道,不定要怎样麻烦,不让她来。”

    至于谈到谢冰莹一直擅长也很有成就的写作事业,她慨叹着说:“我那里有工夫,要编稿子,要写东西,还要在家里洗衣服、做饭,给小孩缝缝补补。不写东西,不能生活……”记者听到这样的话语,一开始不大相信。后来又听到谢冰莹为之解释说:“现在在汉口写稿子,每千字,多者不过四千元。这点点钱,要怎样写,才能生活?”记者在报道中就为之明确表示,“听了心里一阵辛酸,不知想要向她说句什么话。”

    乍听之下,谢冰莹透露给记者当时的稿费标准——每千字最高4000元,感觉并不算太低,须知,这一稿费标准的结算货币单位,是抗战后已经大幅贬值的法币,的确是相当低的。至于低到什么程度,不妨就直接翻阅刊发此次专访的《世界日报》,该报当时每天都设有“经济天地”栏目,专门报道每天的市价变化。

    据载,1945年8月11日当天,一枚银元可兑换法币1100元,美钞一元可兑换法币2490元;白面每斤420元,大米每斤740元。由此可见,4000元法币在当时仅可兑换3枚银元,可购白面10斤左右,大米则只能购买5斤左右。如此之低的稿费标准,要抚育三个孩子实在是相当困难的;难怪谢冰莹四处奔忙,从武汉飞赴北平,再转赴东北,为搜集沦陷区新文学资料,以备撰稿谋生。

    “新花木兰”一生作品频出

    1949年之后,谢冰莹在台湾任教,后又迁至美国旧金山以度晚年。2000年1月5日,谢冰莹在异国他乡溘然长逝,享年93岁。一段“新花木兰”的传奇,就此悄然落幕;但关于她的从军故事,关于她的抗战生活,还将长久流传下去,还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据不完全统计,谢冰莹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80余种、近400部、2000多万字。仅抗战期间完成的作品就有《从军日记》《在火线上》《军中随笔》《第五战区巡礼》《梅子姑娘》《冰莹抗战文选集》《姊妹》(短篇小说集)、《写给青年作家的信》(写作指导)、《在日本狱中》等。

    作为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开拓者,谢冰莹继1936年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之后,又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写成《女兵自传》中卷,并以《女兵十年》为书名出版;林语堂的两个女儿还将其译成英文,由林语堂亲自校正并作序,在美国的John Day公司出版,译名为《Girl Rebel》。其余作品,有的也相继被译成英、日、法、德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均有出版。

    仅从以上作品来考察,其内容大部分均来源于谢冰莹的战地生活,属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范畴。从北伐到抗战,作为一名经历了近二十年军旅生涯的女兵,谢冰莹笔下带有自传性质的、真切真实的战地生活与时代风貌,受到同时代读者及各界人士的关注。

    关于写作,关于文学,谢冰莹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也必定和其他时代不同。尽管写作要靠天分,后天的努力也是不可少的。我觉得年轻作家应该多读点书,当然,无论那一位作家都是应该多看书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盲目的反抗传统,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它不像科学是日新月异的。文学的路子很多,最好不要有老作家、新作家之分。”

    《一个女兵的自传》这一作品,来源于谢冰莹的真实生活,作者出色地运用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的手法,将一位追求“思想解放”与“生活独立”的女性,活生生地带到了读者面前。因此一经面世,便风靡一时,吸引了众多同时代青年读者,反响十分热烈。

    南社元老柳亚子早在1931年所作《新文坛杂咏》组诗中,就专门为谢冰莹作了一首诗,诗云:“谢家弱女胜奇男,一记从军胆气寒。谁遣寰中棋局换,哀时庾信满江南。”1933年还曾为其题词“浪淘沙”一首,词曰:“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温漫悲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谢冰莹接待了众多赴抗战前线访问的作家与学者,黄炎培、田汉等均赋诗相赠,表达了对这位“新花木兰”的由衷赞佩与敬意。

    2000年1月5日,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继谢冰心、萧乾、苏雪林等文坛名宿相继辞世后,蜚声文坛的“新花木兰”谢冰莹女士,在美国旧金山溘然长逝,享年93岁。人们按照她生前“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国,就要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在金门大桥下,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飘回去”的遗嘱,将其骨灰撒入江海,终于圆了一位“女兵”的还乡之梦。

    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