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首页 | 新闻 | 娱乐 | 体育 | 时尚 | 财经 | 青年 | 军事 | 社会 | 旅游 |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A08:私人史
上一版
A08:私人史
 
上一版
前一天  后一天
电子版首页 > 第A08版:私人史
下一篇

我在大兴安岭做森林调查员

2019年08月18日 星期日 北京青年报

    ◎沙琢

    1969年7月1日,一列开往东北的列车徐徐驶出北京。车上有一特殊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200多口子,我就在其中。我们不情愿地告别居住已久的北京,踏上遥远的路程。我们是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队的职工和家属,目的地是大兴安岭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

    我们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到达加格达奇荒芜的东山。从此,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那难忘的艰难岁月。

    当钢筋工,有人叫我“师傅”

    当决定将我们成建制地下放到大兴安岭时,我们便派先遣人员去做准备。他们到达后发现驻地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急忙发来电报,要求推迟搬迁。不料军管会个别人扣押了电报,要我们一周内离京。

    当到达驻地——未来的家园时,眼前房无一间,路无一条,茫茫四野,杂草丛生。

    这样的环境对于我们这些森林调查队员来说不算什么,每次外业不就是这样么,可是老人和孩子们呢。

    当年加格达奇只是一个鄂伦春和白俄的小居民点,1964年春天中央决定开发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设在这里,此后便成为大兴安岭地区所在地。1966年1月加格达奇才通火车,我们到达时生活条件很差,未来的日子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安营扎寨。当天我们支起帐篷,埋锅做饭,在疲惫不堪中度过了难眠之夜。

    大兴安岭属高寒地区,9月就将下雪。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尽快修路、盖房,迎接难以想象的寒冬。

    一场建设家园的战斗开始了!全队职工都投入基建,修路、打井、盖房,许多活我们都没有干过。没干过也得干,不会就边学边干。盖的是永久性建筑,盖房除了砖瓦,还要用钢筋、水泥。领导让我当钢筋工,二话没说,干。地基和墙体要用钢筋圈梁。干这活儿得截钢筋、揻钢筋、绑钢筋。起初不会,干几天就会了,而且越来越熟练,后来有人叫我“师傅”。

    抢了3个多月的基建,家属房入住了,路修通了,井有水了。拉家带口的职工不再住帐篷,搬进了新房。

    零下40摄氏度是什么感觉,我的手指做了回答

    天气渐冷,寒冬将至。如何不挨冻,是我们面对的头等大事。为这,必须备足取暖的烧柴。经上级批准,每户可以到山里拉一车木柴,但不能砍健壮林木。那个时候,加格达奇附近林木已经稀少,要砍一卡车木柴得到很远的深山。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一天只能拉一车。每次去拉柴,一辆车五六个壮劳力,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高筒羊毛毡靴,一样都不能少。

    我们这些没带家口的“单身汉”成了“香饽饽”,天天忙着为各家进山拉柴。两位司机师傅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好在大地已封冻,进山不是太难,只是漫山积雪车轮容易打滑,轮胎绑上防滑链,有时也“趴窝”。

    集体宿舍没来得及盖,“单身们”只能在简陋的棉帐篷或木板房里过冬。二三十人一栋,睡的是木板搭的通铺。屋子中间搭一个大铁炉子,床下是砖砌的烟道,当地叫“地火龙”。炉子的热量通过“地火龙”一直通到室外的高高的烟囱。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热量,使室内温暖一些。没有勤杂工,大家轮流值日,两人一班,负责烧炉子、搞卫生、挑水等等。

    最辛苦的活是烧火炉。当班值日,凌晨四五点钟就得起床,摸黑到外边锯木段、劈柈子,在大家起床以前,把已熄火的炉子点着、烧热,烧好供大家洗漱的热水。

    一次轮到我和老辛值日。像往常一样,我俩摸黑起床,到外边拉锯、抡斧。为了干活方便,我把皮手套换上绒手套。右手套的中指处有一个黄豆大的小窟窿,我没在意。干了一阵,右手中指肚像针扎一样疼痛,仔细一看,疼处正是手套的窟窿处,中指肚已经冻成深褐色。

    天寒地冻,冰封雪飘,到井上挑水是一大难题。吃水就得去井上挑。从井里用辘轳提上的水桶,往往溢出一些水洒到井台上,并且很快结冰,越积越厚,最厚的时候达几尺,井口也越来越窄。这时候不要说从井里提水,就是上井台都得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摔倒。男同志挑水都发怵,女同志就更难了。为了用水,有的女士不得不壮着胆战战兢兢地上下井台,那种窘态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

    当时正处“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的年代。1969年寒冬,上级命令我们在东山开一条战备山洞,东西两边对挖。为了加快进度,每天三班倒,昼夜不停。我所在的四排从西坡挖。打眼放炮,推车清理石块,锯原木,搭支护,没有轻活儿。扶钢钎,抡大锤,不光拼体力,还得靠技巧。填埋炸药、点捻放炮得冒风险。这些活我们以前都没干过。

    施工正紧张的时候,我受了风寒,一连几天一上床睡觉就咳嗽不止,我自己难受,也影响别人休息。即使这样,我也没请过一天假。壮劳力本来就少,每个班少一个人,就影响进度,如果我缺勤没人顶。虽然劳动强度很高,没有任何营养补助,值夜班也没夜餐。一下班,浑身像散了架,可是没人叫苦叫累。一次我们轮到夜班,干了大半宿,已十分困乏,不料放炮时出现哑炮。大家慌了神,不知所措。最后,老徐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排除了哑炮。

    山火突袭,火光就是命令

    英国诗人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人这样回答:远,很远!在这里,到了五月大地才渐渐复苏。我们的生活刚刚安顿好,工作任务接踵而来。

    我们综合调查队是当年林业部的“精锐之师”,在部直属的十几支调查队中技术力量最强。我们队所在的工程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在我国各经济部门中率先使用航空遥感技术。我们承担的是全国性任务,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天山、祁连山、秦岭、白龙江、金沙江、西藏、南岭和海南岛等林区都曾留下我们的足迹。

    到大兴安岭以后,我们单位更名“大兴安岭地区勘察设计大队”,科级单位。虽然在边远地区,承担的任务并不限于当地,黑龙江省、农林部的都有。

    1970年3月5日,大兴安岭地区向我队下达了编制大杨树地区城镇规划的任务。这项工作的第一步是绘制规划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形图。领导让我和老张、小孙承担此任务。老张是同济大学测绘专业出身,干这活小菜一碟。

    大杨树位于加格达奇以南部约百公里处,3月7日我们到达。这里的山野被积雪覆盖着,孤零零的村落没有一棵大杨树。后来得知一百多年前有过两棵伟岸、高大的杨树,来往商旅常在此歇脚,故得此名。

    在以后的几十天里,我们天天扛着测量仪器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忙碌,山地河流、道路桥梁、房前屋后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大杨树地区地形开阔,3月间风大天冷,操作仪器不能戴手套,徒手工作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任务紧迫,我们不能懈怠,冒着寒冷早出晚归,以便尽快交出精准的地形图。

    春天终于姗姗来到,生灵们经历漫长的冬日,急不可耐地繁衍后代。这个时候,大杨树地区的景色几乎一天一变,就像电视机屏幕连续切换的画面:草木发芽、放叶、开花、结籽,很快完成生命周期;鸟儿们筑巢、孵卵、育雏忙个不停。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变换。

    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打破了大杨树平日的宁静。5月的一天傍晚,我们收工回到驻地就听到呼喊:附近着了大火!火场就是战场,人们顿时忙乱起来。扑灭山火高于一切。此时,不管是干什么的,也不管有多忙,都要被派去扑火。来往车辆也都被打火指挥部调用。我们没顾上吃晚饭就爬上一辆卡车赶往火场。

    火场在大杨树西边20 多里处。我们到达时,夜幕已降临,放眼看去,几百米火线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我们跳下车,没有灭火工具,有人拿着铁锹,有人拿树枝或木棍扑打。实际上,人们无法靠近熊熊烈火,离几米远就烤得受不了,只能扑打大火走过的余火。

    风助火势,肆无忌惮的“火龙”从南往北飞奔。众人拼命扑打,仍无济于事。扑打了大半夜,火势依然。这时候我们十分困乏,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没有食物,也没水喝,干看着肆虐的“火龙”耀武扬威。凌晨我们已经跟着“火龙”到达大杨树北边春亭阁火车站附近。此时接到撤退命令,新来的扑火大军接替了我们。几天后大火终于谢幕,但不是被人扑灭的,是一场雨将其降服。

    十八站外业队中唯一的女性

    1971年3月,我和队友转战十八站,和大杨树的工作一样,也是搞规划,开头也是搞测绘。

    十八站位于大兴安岭北坡呼玛县境内,清光绪年间,从嫩江到塔河设立32个驿站,此地是第十八个站。

    我的搭档之一小黄是位女士,毕业于某省农学院林学系。森调队里女同志不多,能出外业的更少。小黄年轻,身体健壮,是我们十八站外业队唯一的女性。3月大兴安岭依然寒凝大地,冰雪覆盖。我们从加格达奇出发时,皮帽子、皮大衣裹得严严实实,只是小黄比我们多一条红围巾。她和男士一样背着一个行装的大背包,飒爽英姿,精神抖擞。看着她矫健的身影,我联想到《林海雪原》中的“小白鸽”。

    我们到达时,十八站还十分荒凉,人口很少。呼玛河北岸有一个鄂伦春居民点,西边有个运木材的运输队,我们就下榻在这里。运输队驻地是由简陋的房屋围成的宽敞院落。北屋是小学,一间教室,一个女老师。小黄就和这位老师住在一起。

    驻地北侧是高高的山岗,上面分布着樟子松和落叶松。樟子松和其他树种不一样,即使是严冬,针叶仍是翠绿的,配上那深褐色的树干,是极美丽的景色。落叶松是中幼龄林,随着春天的到来,新芽萌发,几天时间就长成青葱的树冠。皑皑白雪,蓝蓝天空,衬托着那一排排翠绿的落叶松,好看极了。这些绝妙的风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爬上山岗,穿过树林,一栋大楼矗立在眼前,里边空着,门窗也没有。据说,当初开发大兴安岭时,准备从黑河修一条铁路进入林区,铁路没修成,办公楼却先盖起来。后来改为铁路从嫩江进入大兴安岭,这栋楼就被闲置。我们所测的地形图理所当然地标出这栋楼的位置。

    我们要测绘测区内的所有地形、地物。这里林木很多,由于有时视线被树木阻挡,难以用仪器测距离,不得不用皮尺量。我和小黄只能脱掉手套,徒手拉尺。时值4月,不一会手就冻得发抖。记录都由小黄负责,她用铅笔记的数字,即使在寒冷的天气也十分清晰、流畅。有时候还得就地计算,那时候没有计算器,只能拿着铅笔在纸上演算。

    那时候大兴安岭地区的副食靠外运,供应一向不好,土豆、圆白菜是当家菜,油水也不多。在十八站更清苦,大家渴望改善一下伙食,但有钱买不到。一个家在呼玛县农村的临时工私下对我说,他能买到猪。我请示了领导,当即派车拉着我和那位临时工向呼玛方向开去。

    那位临时工把我领到一户人家,讲好价钱,给了钱,就把一口肥猪拉回来。当晚宰杀,大家享受了一顿美餐。

    第二天呼玛来了人,在院子里嚷嚷:生猪由县里统购,不许私买,得把猪拉回去,把买猪的人交出来!他们说的买猪人的相貌、年龄,一听说的就是我。有人赶紧悄悄把我藏起来。过了很久,把我叫出来,说他们走了,没事了。后来听说,人们七嘴八舌,不承认买过猪,也没有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猪杀了,猪肉也吃了。来人找不到证据,悻悻而回。在那个年月,为了一口猪,我们违心地撒了谎。

    一个人在北京办了内部刊物

    1972年春节过后,大队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一个人回北京创办杂志。乍一听,这是个美差。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砸在我头上,我却高兴不起来。远离单位,只身去北京办期刊,容易嘛!可是领导如此信任,我不能推脱。

    领导交代了办刊物的要求和有关事项,刊物的名称定为《林业勘查设计》,16开,暂定季刊。

    回京不久,一个人的编辑部开始运作,办公室就是我家十点多平方米的卧室。当时,一个远在边陲的科级单位到首都创办杂志,简直是天方夜谭!首先是拿不到刊号,万般无奈,权且在封面注上“内部资料”。虽然如此,领导还是一再强调一定按正规杂志办。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初办刊物,稿件明显不足。好的杂志必须有稿子,特别是好稿。虽然从单位带来几篇稿件,但远远不够。正当找米下锅的时候,在王府井邂逅下放到云南回来探亲的北京林学院董乃均老师。我当即向他求援。不久,他就给我送来两篇稿件。我请他署名,他思索片刻,在稿件后边写上“林调生”三个字。他说:“让我们都做森林调查的学生吧。”那个时候,稿件作者都不署真实姓名,多署单位的名称,或者随便起个名字。

    稿子还是不够,只好翻译国外文章。彼时,中国科技情报所搬到现在的北京化工大学校舍,离我家两站多地。我一连十几天泡在那里。当时到那里查找资料的没几个人,十分冷清。几年没看外文资料了,真有“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的感觉。接连翻译了几篇,总算凑够了创刊号的稿件。

    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到我家附近的北京第三印刷厂联系印刷。生产科的同志很热情,满口答应,但谈到纸张就遇到了麻烦——当时纸张按计划供应,没有刊号买不到印刷用纸。我到处想辙,甚至跑到农林部找熟人,都不行。后来还是厂方帮忙,考虑我们的刊物印数不多,答应从其他刊物用纸中调剂。

    过了几天小样出来了,我连续三校,在最后的校样上签字付印。当夜,想着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是半夜一觉醒来,突然觉得出了大错!那个年代,各种杂志的扉页都要印上几条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杂志”也不例外。我把语录中自力更生的“力”错写成“立”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把毛主席语录印错可不是小事。

    想到这事,我再也睡不着了。天一亮我就跑到印刷厂,还不到上班时间,厂门关着。上班后,到生产科说明情况。厂方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带我去印刷车间。一问情况,当班师傅说,铅字版已经放到印刷机上,马上就开机。跑去找到铅字师傅,直到看他换上正确的铅字,我久久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印刷机开动了,那隆隆的响声,在我听来就像欢快的交响乐。

    刊物印出来了,怎样拉到我家,又是难题。找不到车辆,别说出租车,连三轮车都没有。幸好我家旁边是供暖锅炉房,我去求助,借来运煤的手推车。“杂志”运回来,堆在我狭窄的卧室。接着我又一本一本包装好,再用手推车拉到邮局,将其寄出。

    小小“杂志”像平静的湖面投进一个石头,在本行业引起不小的反响,索要的信函一封接一封。那位小个子女邮递员都认识我了,在街上碰面老远就打招呼。有关上级单位也看重了这块“宝地”,1973年“杂志”的出版单位加上大兴安岭地区科技局;1974年加上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局。1973年开始收成本费,每本四角钱,印数不断增加。1985年《林业勘查设计》更名《林业资源管理》,国内外公开发行。一本权威史书《中国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发展史》对这个“杂志”做了这样的评价:“《林业勘查设计》,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全国林业调查设计系统技术情报交流与整个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我在北京打拼,还是大兴安岭人,从长远考虑也是问题。我爱人申请把我调回北京,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调令来了,领导坚决不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人们看到了希望。我一再请调,领导向我透了底:咱们单位有希望迁回北京,再等等吧。想不到风云突变,1976年4月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撤职,回京的希望破灭了,领导不再说什么,无奈地放了我。当年5月我调到北京到一家建筑公司搞工会工作。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举国欢腾。此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蒸蒸日上,建筑行业更是红火,职工福利待遇很不错。可是我还是向往以前的工作,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去搞本行,1977 年春天调到中国农林科学院情报所:1978年农林分家,我又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就在这一年,我原来的单位也从大兴安岭迁回北京。

    本版投稿邮箱:bqfkw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