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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青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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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不懂他 倦怠随之而来

2019年07月12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瑞典皇家剧院《瑞典夏之夜》

    ◎刘丹

    30多年前,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在瑞典的荒滩拍摄人生中最后一部影片《牺牲》。由他主导的片场的漫长等待,被电影的男主演埃兰·约瑟夫森创作成一个关于艺术、交流、哲学的剧本《瑞典夏之夜》,将工作中的塔可夫斯基及候场的演员们推到台前,通过对白和电影片段,编织出一个等待拍摄的夜晚,在塔可夫斯基的艺术创作之外进行延伸。

    情节非常简单,是关于一场没有开始和结果的等待,没有大幕拉开,没有开场的明确信号。一个演员在演出开始前坐在首都剧场的门口,看着观众入场。开场前演员在等待,开场后演员扮演的角色还是在等待。

    剧中的导演、“俄国人”,对应塔可夫斯基。“我”即《牺牲》的男主演、这台话剧的编剧。“我”有时作为剧中人,与导演和其他演员对话;有时又跳出情境,讲述发生的事情,好像时间被抽走了,成为一个梦境的片段。舞台视觉的设置虽然简单,却最大限度地帮助观众进入了似梦非梦的真空地带。简单的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与投射在背景墙上的影片产生对抗关系,营造特殊的时空效果。有时对话是主体,有时投射在背景墙上的电影片段成为主体,几个静穆的长镜头把演员们的争论吞没。演员的对话也并没有清晰的时间逻辑,这似乎也暗合了塔可夫斯基的观点——“生活中的秩序是抽象的,人生中的事件间具有联系这种想法是肤浅的,任何的联系只不过是巧合”。

    戏一开始的对白:“在梦里,你不需要翻译。需要翻译的是梦本身。”遵循这一线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剧中的导演“俄国人”有时需要翻译,有时可以直接和说瑞典语的“我”对话。也可以说,这个等待的夜晚,是被“我”的潜意识包裹着、构造出来的。

    整台戏给人的感觉是清冷的,时空好像一团迷雾,而一些睿智的对白,却在尝试接近真相本身,让人思考:语言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对话时,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对方?候场演员与观众有着同样的疑惑,“他怎么才能明白我们根本不懂他呢。”或是扮演艾希曼的演员问“俄国人”:“你看着我的脸,却好像在寻找别的东西,或者别的人。”本剧似乎跳过了“常规”的交流层面,从外交性的却又令人尴尬的“我喜欢你”“我是为你而来”之类的客套表达,直接跨越到“你们看到了血缘,但你们没看到爱,必须要看到爱”等等咄咄逼人的对话。这样的对比无形中强化了交流的失败及随之产生的倦怠感。

    人物设置也为冲突加码。开场时,俄国导演礼貌的俄语,翻译女孩“和稀泥”式的翻译,看上去是为了化解“俄国人”和不耐烦的“瑞典人”的矛盾,实则是进一步削弱交流的可能性。丢一句“抱歉”就突然走掉的“俄国人”,粗暴地剖开了礼貌的实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礼貌有时候是尊重的反义词。剧中,“俄国人”和“我”关于“尊重”的讨论十分犀利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尊重不是顺从。尊重是反抗、是清醒、是情感,是为了他人调整你的行为……不计代价地理解认同”。

    剧中关于“事件”的冲突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语言的争论,如果仅仅用对白构筑一部剧作,可能多少会让观众疲惫。导演聪明地运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原作制造了另一个维度的冲突,即投放于背景墙的缓慢长镜头与候场演员的讨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直觉性的,也是不对等的。当演员们在不耐烦中抱怨无法和“俄国人”交流时,背景缓慢移动的是电影中暗喻“牺牲”的圣母画像。当“我”叙述“俄国人”放弃了好不容易协调好的拍摄场景,固执地换成一个有阶梯的地下隧道来拍摄“灾难”这一场景时,背景出现了拍摄完成的灾难场景。无需更多的解释,那些宏大的画面赢得毫不费力,“俄国人”的作品代表他取得了碾压性的胜利。就像塔可夫斯基电影的观念——我们被教育寻找答案,有时场景即是答案。

    整部戏的声音处理也十分有趣。导演大量使用电影的背景音效,并经过重新的排序,让影片画面、演员表演和声音产生新的关系。耳麦的运用也延续了原作的精神。演后谈中,导演阐述了耳麦的用意,即尝试制造一种空间的错乱。例如,在舞台上距离很远的两个人,轻声细语地进行最私密的对话,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这样的处理在《牺牲》这部影片的一开始也有所体现,画面中最远处对话的父子,谈话的声音清晰得似乎是在镜头之前说话。最远的和最近的,将幻境和真实存在紧紧缝合,赋予作品一种似是而非的质感。

    整部戏最终让人在塔可夫斯基的长镜头中慢慢下沉,逐渐走进一个漫长隧道的深处。这个隧道可能是通向一部叫《牺牲》的电影,也可能通向每个观众最深处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