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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年时间与梁启超一起去探险

2019年05月24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唐山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凝视着梁启超30岁左右的一张老照片,许知远开始了《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的写作。它只是计划中三卷本的第一卷,区区25万字,却写了3年。

    花这么多时间写一部传记,而传主又是被“写滥了”的一个人(在网上,至少可找到12种以上的梁启超传),作为理科生的许知远究竟写出什么?

    然而,《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出乎意料地精彩,读来颇有史景迁的韵味。

    首先,通篇克制陈述,绝少议论。

    其次,专注于人的命运。书中牵涉上百名历史人物,他们在同一时段中挣扎与沉浮。

    其三,细节精彩。如康有为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后,“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问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满满都是入戏感。

    其四,呈现出人物的多元侧面。梁启超反对科举,却屡屡“潜往会试”;维新派力主惩贪,却又重金贿赂言官,代为上折;黄遵宪富有远见,是少有的精通洋务的能臣,却留下贪污的传言……激情与幼稚、浪漫与现实、高尚与卑鄙,这些天差地别的品质,竟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引人深思。

    克罗齐说:历史是我们的家园,也是我们的异邦。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犹如一本旅行手册,将读者带回既熟悉又陌生的过去,其中人物所思所想与今天完全不同,可他们又深刻地影响着今天。

    在这个人性的长廊中,有人停在1898年(戊戌变法),有人停在1912年(清朝灭亡),有人停在1919年(五四运动),只有梁启超,他穿越了所有阶段的约束,一直走在最前沿。真正突破了“从青年变革者,到中年实干家,再到晚年保守派”的俗套。

    读懂梁启超,才能读懂一个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疼痛。

    想干件有点难度的事

    北青艺评:您从何时起对梁启超感兴趣的?

    许知远:严格来说,是在本书写作中,才真正对梁启超感兴趣的。

    受历史教育影响,梁启超既重要又模糊,人人知他写作《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引入各种新理念,参与种种政治行动。但他的生活与思想,却很少被充分展现。

    决定写梁启超传,他是一个足够宽阔的人,身处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替,联结新旧知识系统与价值体系,在政治、学术、公共舆论间穿梭。且终生保持着自我更新的欲望和能力。

    我是记者出身,对于梁启超创造出的新表达方式,也充满亲切,他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另外,我对传记写作一直很感兴趣,在国外,作家会用一生时间去写一部传记,如英国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凯恩斯传》三部曲,足足写了30年;再如美国作家罗伯特·A·卡洛写《林登·约翰逊传》,前4卷写了40多年,正写第5卷(也是最后一卷),如今他已80多岁了。在我心中,他们都是英雄式的传记作家。

    或许也与年纪有关,大概三十五六岁时,我产生了写梁启超的想法,快40岁时,我想:人生到了这一阶段,怎么也得干件有难度的事,就开始动笔。

    他是“思想的表演者”

    北青艺评:梁启超创造出“全新表达方式”,可这种方式似乎很难读?

    许知远:确实如此,排比句太多,我到今天也不太能读下去。对文体的分析,的确非常困扰我,我也得不出确切的答案。

    但对这文体的理解,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这与八股文的传统,桐城文风都有关。他也受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在演讲时,排比句就很多,知识极其庞杂。他也受到八股文的影响,讲求对仗,策论式的雄辩。他又为其中注入个人情绪与新知识。当时民众对公共事务普遍冷漠,为唤醒他们,作者常强调热血、民气等,希望用文章增进社会黏合度,产生动员。在第一卷的《时务报》年代,梁启超的新文体开始出现,但经常显得幼稚,他的成熟要到日后的《新民丛报》,那是我第二卷要处理的问题。而且在同时代中,不少人也有相似的写作风格,只是没有梁启超如此的影响力。

    北青艺评:对于这种写作风格,时人讽为“知一言十”,认为比较肤浅,您怎么看?

    许知远:梁启超写作速度惊人,很多时候,他写的比想的快,而且还有大段的转述、引用。思想家分不同类型,有深思型的,比如同时代的严复、章太炎,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梁启超不是那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思想的表演者”或“观念的连接者”,能不断发现新的知识边界,开拓出新的话题,混杂、深度不够,但这是打开新世界的人的通病。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让许多深刻的思想变得流行起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规范来责备启蒙者。

    我们此刻谈论的很多概念与议题,都与这些启蒙者曾经的努力有关。他们的看法已经变成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我们反而会对他们产生某种忽视。

    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天真

    北青艺评:与同时代人相比,梁启超的魅力在哪里?

    许知远:梁启超让人着迷之处在于,他一直随时代变化,重新创造自我。他的同代人有的停在了1898年,生活在变法失败的阴影中;有的停在了1912年,不愿意接受民国;有的停在了1919年,成了保守者(当然,保守未必错)。但梁启超直到1929年去世,始终在作出某种新尝试。梁启超对新知是如此好奇,始终在自我更新中,他有意识地追赶新潮流,主动去接触年轻人、结交新朋友。他还是个全球旅行者,和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哪怕经常吃闭门羹。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天真。这些都是我想在接下来的两卷处理的。

    他不仅是知识领袖,也是士人精神的最后传人,这种精神此后被边缘化,很难再看到。他对时代、民族、世界的责任感,使他成为一个更宽阔力量的代言人。

    北青艺评:如果梁启超在中年时仕途顺利,可能他也会失去好奇心吧?

    许知远:梁启超的仕途也算顺利,他曾当总长(犹如后来的部长),但他的政治技能欠佳,难以真的在权力中立足。他介于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的中间,在两次共和危机中,他都扮演了非凡的角色。

    过去与今天仍有关联

    北青艺评:书中对梁启超故乡——广东新会的介绍很有意思,您去过那里?

    许知远:是的。梁启超去过的地方,我都会亲自去。我去过新会,查了当地的文史资料、县志等,这样我才能理解少年梁启超成长的氛围,他会怎样去想。

    在历史写作中,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希望写出那个时代的气息,包括它的颜色、空间、流行文化,以及人们吃什么,听什么戏,我希望写出综合性的历史文本。

    思想不是孤立的,只有放在创造它的环境中,才能理解它。不过,新会变化太大了,过去它是孤岛,被河隔开,现在河已没了。但梁启超小时候看到的塔还在,陈皮仍是新会特产,崖山(南宋灭亡地)也还在。新会经历沧海桑田,但过去与今天仍有某种关联。

    不过,今天大多数新会人对梁启超已无具体感受,只知家乡出了个大人物。

    言官们为何力挺康有为

    北青艺评:康梁并称,但在您的书中,梁启超与康有为似乎早有分歧?

    许知远:康梁是后来的说法,1898年才出现,后来却成了一个符号。其实康有为与梁启超初期各自发展,并非一体。早在1897年,双方已有不同看法,梁启超私下并不都赞同康有为,只因尊敬老师,不公开说。

    梁启超的幸运是,在智识起步阶段遇到康有为,将康视为精神的引导者。他们都是智性高超的人,日后主张不同也非常正常。

    相比于康有为的固执,梁启超更通融,或许也更缺乏强硬立场一些。这些年,公众对康有为的评价走上另一极端,过分贬低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康有为逃亡海外后,确编造了一些谎言,但也推动了许多变化。

    北青艺评:康有为经常说大话吧。

    许知远:那个时代的书生都喜欢发狂言,因无力介入现实,作为边缘人,说大话是自我证明的一种方式。

    北青艺评:你在书中也评论了翁同龢,他是怎样的人?

    许知远:我对翁的看法也来自几位前辈学者的总结。翁同龢是修养极佳的读书人,但缺乏现实感,他长期处于权力中心,却缺乏办事能力。作为帝师与大儒,他代表着道德力量,却对权力特别敏感,缺乏大局感。

    北青艺评:康有为好发狂言,如何接近权力?

    许知远:康有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让士大夫们分享了他对国家的忧虑,给出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普通读书人不一样,他表达能力极强,且善于使用技术手段。当时的言官是表达政见的主要通路,康也会筹资输送给言官,让他们代自己上奏折。梁启超曾在一封信中说,他凑够了三千金,够上十个折子了。他们借此推进变法,也接近权力。日后机缘巧合,康又接近了皇帝。

    谁该为戊戌变法失败负责

    北青艺评:对于戊戌变法,读者争议颇多,究竟该怎样看?

    许知远:我持相对肯定的态度。经常有人批评维新派的混乱、激进。但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哪里有清晰的蓝图。维新者主要是权力的边缘人,他们鲁莽,却富有勇气。即使李鸿章也承认,康有为做了自己多年想做却没做的事。

    他们在一潭止水中扔进一块石头,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至于失败,它不该仅由维新者负责。那些身居高位而不觉悟、不行动的人,更应负主要责任。

    北青艺评:一些人也试图重估慈禧太后的角色?

    许知远:不管怎样修正她的历史角色,她仍是这个僵化权力结构的构造者。她对权力很敏感,却对时代变化、外部世界迟钝,她把对她个人的忠诚度,置放于更大利益之上。

    北青艺评:从书中看,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许知远:过去皇帝除了道德文章、礼仪规范,也要学习经世之道,怎样面对国家事务,都是从小便接受训练的。他也很想了解外部世界,只是受限于权力结构,自身能力也有限,无法推动变革,变得日益焦灼。对他来说,康有为能提供新的工具箱,其他大臣只有老办法。

    人在做判断时,获得的信息常常是不全面的,光绪、慈禧、康有为都如此,有的人很敏锐,做出了正确选择,有时则是错的。

    变法中的混乱,也很正常,任何变革都会引发混乱。当一个制度富有弹性,混乱会渐渐走向有序,制度僵化,混乱会走向更混乱。

    历史就像小径分岔的花园

    北青艺评:在书中,您写了很多小人物,为什么?

    许知远:我试图写出人的丰富性、时代的丰富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历史不是线性的,不是必然的,它就像小径分岔的花园,谁也无法事先规定它将走怎样的路径。我希望将读者带到具体的情境中,跟随历史转折,看清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写了很多人,写他们的生命过程。他们在这个阶段是朋友,下一个阶段就变成敌人,有的人影响日益增加,另一些则旁观着变化。

    北青艺评:人在历史中,只能这样被动吗?

    许知远:人被裹挟进历史,但我始终相信个人意志与性格的重要。梁启超的朋友,比如宋恕,非常有才华,也很敏锐,但他没有梁启超的勇敢。在关键时刻,怯懦压倒了他,否则他的生命会有更多可能性。

    北青艺评:在书中,您提到爱国诗人黄遵宪,他深通洋务,可赫德却认为他贪腐,这是怎么回事?

    许知远:当时有一些传言,事实如何,尚难确定。也有人说,这是为了制止黄遵宪出任重要外交职务,因为他的能干且强硬。但制度性的腐败确实普遍。

    我希望读者把这本书看成文学

    北青艺评:这本书与您以往写作有很大不同,在陈述中特别克制,这是为什么?

    许知远:以往写作涉及的多是现实话题,更能触发情绪,历史写作则不同,不能太随意。此外,这与年龄有关,随着年龄增加,人会渐渐意识到,克制的东西更有力量。

    我读过很多西方人物传记,希望能创造一个中文世界的现代传记传统,即创造性叙事与史料有机结合,即不仅仅写一个人物,而是写一个时代。这其中,很多西方作家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也包括史景迁。这本书其实充满激情,只是藏在平静叙述的背后。我希望读者将它看成是文学,不仅是历史。

    北青艺评:第一卷您写了三年,是不是太长了?

    许知远:我是理科生,过去对史料不熟,对文言文更不熟。写梁启超传,需要了解清代思想史,比如古文今文之争,我费了很大力气才稍微有了一点理解。此外,当时清政府的权力结构是怎么回事,科举怎么进行,我都不太懂,相关资料又很难读,可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再现当时的环境。

    况且,这三年我还做了那么多别的事,也不算慢了。

    北青艺评:在书中,您几乎没有评论,细节高度客观化,是不太理解梁启超吗?在今天,还有读者关注梁启超吗?

    许知远: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与梁启超息息相通。采取更冷静的写法,源于训练,写作就是既要沉浸其中,又能抽离出来。我钦佩梁启超的热情与才华,但也会看到他的笨拙、鲁莽。评论都在叙述的背后,通过对史料的选择呈现出来。至于读者是否关注这一题材,他们也可以将这本书当成故事来读。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读这本书,看一位19世纪的青年人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

    因为我想帮助自己,也想帮助年轻读者,建立一种历史意识,只有更好地理解历史,才能理解此刻与未来的我们。我们皆生活于传统之中。我也希望读者,能读到个人如何在困境中获得勇气。

    北青艺评:第一卷您写了三年,要全部写完,大概再用多少年?

    许知远:我说不太好,对后两卷,目前只有一个朦胧的想法,究竟会写成什么样,需要我和梁启超共同去探险。我预计会再用七年。

    第一卷中,梁启超基本在国内,而在第二卷,梁启超先后去了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银行家J·P·摩根、日本政要大隈重信等见过面,这需要大量的海外史料,可我不懂日语,很想报个班学一下,想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体会人在陌生氛围中的心情。

    北青艺评:写完梁启超传,您接下来会写什么?

    许知远:我想写李鸿章,不仅关于他的政治、军事、外交,也关于他的性格、思想与生活。他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那个漫长的、不断走向衰败的世纪中,一个读书人怎样面对这个世界,这让我很好奇。当然这个新计划要在六七年后才开始了,希望我有这个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