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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一件异常凶险的事

2019年03月22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耳朵

    在去年的平遥电影节上,最为引人瞩目的电影便是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与费穆荣誉最佳影片两项大奖的《过春天》。此后,柏林国际电影节宣布《过春天》入围了新生代单元。两个电影节的加持让《过春天》一跃成为2019年春天里迷影人士最为期待的电影。

    很多人以青春片来定义《过春天》,实际上“青春”并不是一种电影类型的严格定义,尤其在华语电影范畴内,它是市场催生出的一个名号。《致青春》大获成功后,出现了一批以青春少男少女为主角的爱情故事电影,为了方便打出大众能够迅速理解的旗号,才出现了“青春片”的统称,也是借用了《致青春》中的“青春”二字。青春片的基本理念放在好莱坞,也能找到不少对应的电影,但要找到一个教父级人物,自然是约翰·休斯,不过他的代表作《春天不是读书天》《早餐俱乐部》,可能没有办法让人和国内这些缠绵悱恻的青春联想在一起。

    在约翰·休斯的青春故事里,多是成长的孤独和烦恼。青春在被追忆的时候,往往会被赋予美好的象征意味,但当它正在发生时,好像总是要面对很多不可解的问题。人在青春里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家庭中受父母支配,学校里有老师管束,经济不自由,还有考试压在前头。要诸多努力才能于夹缝里拼命夺得一点点小小的美好,更为难过的是上至长辈下至同龄人,都有一套行为准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上下不合群的孤独者。

    当很多人说《过春天》是青春片的革新或进化的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它恰好是一种回归,回归了青春的本质——成长。其中,成长的核心是女主角佩佩,正是因为主角是少女,才会被人误以为是《致青春》一派的青春片。但是佩佩的青春远不是一点爱恨纠缠那么简单,她和妈妈住在深圳,妈妈看上去没什么工作,但又有点钱,每天在家和各种婆婆妈妈打麻将、聊八卦,还交了个男朋友。她的爸爸在香港,所以她能有香港身份,在香港读书。佩佩找爸爸的时候总是很开心,但是也不能忽视爸爸有了自己的新家庭。

    虽然这个家庭在经济上并没有多不堪,但是相比佩佩关系最好的同学Jo,还是有不小的落差。Jo是故事中重要的角色,她的设定与佩佩形成一组重要的对照关系。她的角色符号性是单一的,独一的香港身份,无忧无虑的千金生活,从家庭、爱情到个人生活,都没有过多的曲折。相比之下,凸显出佩佩身份的多元和思虑的多重。

    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香港16岁就可以打工,当香港女孩到18岁的时候,她们往往要比同龄男孩复杂很多,更为成熟。片中的佩佩处于这种早熟成长开启的阶段,她的心理矛盾外化与地域跨界相契合,日夜颠倒在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之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人在青春时期最为渴望得到的,在家庭中、在学校里,在不同的情感里,渴求着自己的位置。

    故事的开始,佩佩对位置的需求是和好友Jo一同到日本旅行看雪。上文所说Jo的身份具有一种单一性,佩佩希望和她一同旅行是对于她身份的某种认可,但这是佩佩对于所见之物的贪婪心理,在自身没有准确认知的时候,青春期的人只能模仿别人。

    因为佩佩和Jo本质的差异,佩佩在通往Jo的路上和她产生了根本的分歧。Jo要去日本赏雪,和家里拿钱就可以了,佩佩不愿意跟家里开口,只能自己打工赚钱。从而故事进入了主线,佩佩和Jo的男朋友豪仔从香港走私手机到深圳。“过春天”这个名字听起来十分浪漫,实则是走私者过海关的黑话。在一次又一次安度“春天”中,佩佩逐渐建立了自信。这个犯罪行为本身与她的陆港尴尬身份相契合,可以说,她给这种尴尬跨越找到了一个可以自洽的理由,同时走私手机带来了帮派他人的尊重和金钱,从名与利的世俗层面给了她更多的认同感。

    当然,走私带来的成就感,和闺蜜男朋友的情感擦边球,都是一种假象。相比她深圳、香港的穿梭身份来说,更为虚妄。但宁愿依赖这些虚无,也不想睁眼去感受真实,反会把这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当作真实。《过春天》用一个犯罪片的外壳包裹住少女青春成长的故事,而成长本身就是一件异常凶险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每个人都要面对很多未知,并且逐渐学会与未知相处。在青春的荷尔蒙驱动下,少男少女往往容易厌弃安全的校园生活,而危机看上去永远是那么诱人。与其说佩佩误入险境之中,不如说是她主动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