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变幻时间从不作答

1961年，教研室部分教师在颐和园合影，前排中为董士海

朱德参观北大一号改进机，左一为张世龙

计算56班自做电阻

    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技术专业1959年成立，可谓人才济济，他们都是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启航者，众多行业领军人物皆出自其中，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他们作为引领者开启了我国计算事业的新时代。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董士海教授，听他细数当年。

    只有算盘，和一种手摇式计算机

    1956年，上海少年董士海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报名时他报了力学专业，因为向往钱学森的空气动力学。进校后，教学秘书丁石孙委托章学诚老师找到他谈话，“问我愿不愿意转到计算数学专业，我说服从分配呀。”由此，董士海成为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最早的一批学生。这时候，北大数力系还没有电子计算机，只有算盘和手摇的一种旧式计算机，且只作为一般计算使用。

    在董士海老师的讲述中，北大计算技术专业的发展历史中有不少绕不过去的名字，张世龙先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张世龙解放前就在燕京大学求学，物理专业出身，也是一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他可以称得上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者。他由原北大党委委员、教学研究科长（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部长）调到数力系任总支副书记，同时他还准备开设《计算机原理》课并主持建立了计算实验室。

    北大一号机是张世龙从1956年开始做的，后来又为空军第三研究所设计了北大一号改进机，是用于空军指挥时机测距离“计算尺”的电子数字计算机。“我看到过一号机，那是整体式的，一整块板上焊了好多电阻电容，不好改。后来改进机在一号机的结构上也做了改进，做成一个分部件的机柜，采用一个个插件，不行可以换。”

    “当时张先生就是用一号机给王选他们讲课，所以相当于一边研究一边授课，那时他也就二十八九岁。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还挨不到机器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因为要分专门化，所以张先生给他们讲课。”董士海说：“王选就是在这时选择了计算数学，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听了张先生的课，了解了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张先生有实践，课讲得特别生动。”

    北大一号机是由张世龙领导计算实验室自主研制的，当时各种条件都很差，粗细活都是在北大的一个小平房里，“讨论方案、研究改进、焊接插件都在这个小平房，地点就是现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那座楼的位置。”

    只知埋头自己干

    转眼进入1958年大跃进，计算机也要“赶超英国”，北大确定研制在当时指标先进的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北大二号机，后定名为“红旗”计算机。

    “大跃进时我们的目标是超过英国，那时英美都已经很厉害了，包括一些软硬件结合的东西都已经有了，我们比较闭塞，就是埋头自己干。董铁宝先生是美国回来的，他是在美国第一台计算机上算过题的。还有徐献瑜先生，他到苏联考察过。科学院计算所有从英国回来的专家，我们多数人是没有出去过的。”

    “那时候整个国家比较浮躁，像半导体也大跃进，全校学生到处去找，这个是不是半导体？那个是不是？没有严格的训练，就是头脑发热，全民搞半导体，搞超声波，但是还搞不了计算机，因为设备不行。”董士海说，这一阶段好的地方是培养了一批人，坏的地方是平白交了不少“学费”。

    年轻的北大学子自然也受氛围感召，计算数学专业的大字报贴出来：学计算数学没有计算机怎么行？我们要自己造计算机！领导说，行，你们先做做电阻，我们缺特殊电阻。“同学们热情很高的，就自己做电阻。”董老师笑道：“真是敢想敢干，我们分工，有的做‘被碳’，有的做‘刻槽’，最终真的做出来了。”但是实际用途呢？“实际用途是不行的，太土了，和工厂的标准没办法比。”

    这样的经历给董士海留下了大学生活很丰富的记忆，“什么都自己弄，确实是一种锻炼。我们很多同学后来都是非常能干的，什么都能上手。班上有位同学后来下放到湖北沙市的工厂，从做元件开始，又当了车间主任，后来到浙大计算机系当教授，又当出版社总编辑，他写的回忆录都是很厚的一本。”

    这期间北大成立了无线电系，董士海和一些同学由此脱开了计算数学。“成立无线电系时，大家都到办公楼礼堂开会，我当时还是学生，因为晚上加班，就坐在二层楼的后面打瞌睡，说了什么都不太知道。”董士海毕业后即留校，1960年5月成为正式员工，当时叫预备师资。“这时就正式发工资了，一个月39元。助教那时候是56元，见习助教每月46元。那是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给我妈妈寄去，她特高兴，那时候我姐姐还没毕业呢。”董士海说，那时候没什么可花钱的地方，全寄给妈妈。

    当时无线电系建立了计算技术专业，它的教学科研工作由335教研室承担，之所以称335，是因为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教研室主任由张世龙先生担任。335教研室最初有30多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1960年，大批复转军人加入进来，快100人了。 “因为计算机的工作量很大，复转军人的工种是实验员，工艺方面的工作做得多一些。”董士海夸赞地说：“有的复转军人很聪明。1960年北京市评先进，335教研室被评为‘北京市群英会先进集体’，教员王选和实验员吴全富被评为‘先进个人’。王选是科研工作先进，吴全富就是一位复转军人，被评为先进实验员。他比我大一两岁，肯干，刻苦，会动脑筋，突破了很多工艺上的难点，像用大烙铁焊铝板上的粗地线。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红旗营来了全国各地100多人

    1958年冬天，结合“红旗”计算机研制的初期成果，北京大学开办了面向全国高校的计算机训练班，称红旗营，全面安排了计算机逻辑设计、电路设计、磁芯存储和实验调试等训练内容。“因为全国各行业，尤其是学校特别需要，训练班来了100多人。”红旗营采用军事化管理，营长是张世龙，还有教导员，王选和王良训是参谋。

    “参谋就是管设计，王选管的是逻辑设计和电路设计。分三个连，一连是运控连，有很多设计的思想在这里产生；二连是存储连，这里的难度最大，可靠性的问题最多；三连是外部设备。一连下面有四个排，我是四排副排长。”

    董士海对年轻的王选印象非常深刻，“王选管逻辑设计电路设计，等于是负责整个的协调工作。四个排，一排是逻辑设计，二排做主要电路，叫触发器，三排是电位脉冲门，我们四排负责电位门。王选经常来找我，问你们电位门做得怎么样？一个门能带几个门？速度能不能跟上去？”董士海认为王选具有很好的管理能力，又有做改进机的经验，做参谋很合适。

    研制计算机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工作，特别需要良好的团队合作。“计算机是由一大堆东西组成的。最初我做电阻，后来负责生产插件，再后来也负责做插件的测试。我还做学生的工头，给同学们分生产任务，因为插件的需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的工作量也非常大。大批转业军人来之前，数力系的同学全都参与这个工作，当时叫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设备是从零开始，但是张世龙他们还是想办法找了不少好的设备， “就是到处跑着去找，北大有仪器设备科，可以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手。另外就是去苏联买。张世龙弄到多台脉冲示波器，是给计算机做调机用的，其中有一台是双线脉冲示波器，很贵，还有一台是长余辉慢扫描，也很贵。这些都要保证机房用，平时试验大家都是用普通脉冲示波器。”

    训练班的仪器无疑是非常匮乏的，经常是一个人做实验其他人在旁边看，之后再一个个轮流做。但是，在董士海的记忆里，红旗营的气氛很好，有一股加劲干、加紧学的劲头。“都想把计算机赶快做出来。”

    红旗营两个月左右结束，每个连排都做总结，董士海作为一连四排代表给全体学员做介绍，他形容：“做这个报告就是给大家交底，互相交流，绝对无私的交流。”训练班结束，大多数人回原单位，留了一小部分在北大继续学习。

    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技术专业的建立，就是基于“红旗”计算机试制和科研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用任务带动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培养了大批计算机专业人才。

    不合格的元器件

    在我国计算机研究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计算机元器件的性能一直比较差，一致性和可靠性都不高，所以，早期的计算机人也被自己钟爱的计算机搞得很是狼狈。“我们在机房里走路都要轻手轻脚，因为一震动动静大了机器就坏，那时候经常这样。”《王选传》中对此有详述，并提及寻找机器的虚焊点曾让王选大费精力。“另外，机房对温度、湿度也都要严格要求，高一度或者低一度都不行。”

    最难的是存储器，要求稳定性很高。张世龙在回忆录中叙述：“我已经挨批了，还得去求计算所，请他们把做好的磁芯给我们一批。因为我们的磁芯是自己做的，做的就不稳定。”

    王选他们给空军做的改进机可以运行，但是磁鼓有问题，当时是从国内的工厂买来的，质量不过关，所以不稳定。机器是给空军拿去了，但是他们只能做简单的运算，不能把数据存在里面。“但是无论王选还是空军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之后，王选就投入到二号机的设计了。”

    董士海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些障碍使我们特别感觉到要有科学作风，要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做事，在敢想敢干的同时要有科学性。王选在参加了一号机和二号机的工作后，得到的最大体会就是在工作中的成长锻炼，不光要研究有新的想法，把它做出来还需要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董士海说：“之后王选做排版、我们做150机都吸取了这其中的教训。”王选做汉字激光排版系统都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反复叮嘱：“质量一定要过关，一定要产品化，和工厂相结合，做到标准化和产业化，否则光做出样机解决不了全国的问题。”

    “后来到了市场经济时质量好多了，但是国内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我们自己产品的可靠性，这个事情也折腾了很长时间。王选要不断和国外先进产品竞争，让人家相信我们国内做的比人家还好，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王选自己曾经说：“有两段时间最辛苦，一段是红旗机调试的时候，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就睡在实验室里，工作一停下来就睡着了。另一段就是748工程竞争市场的时候。”

    筹建昌平200号电子仪器厂

    北京大学昌平理科分校位于明十三陵附近，筹划于1959年，当时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程号是60-200，人们习惯称之为200号。

    “1966年，北大开始‘文革’，要复课闹革命。把王选从上海也叫了回来，让回来参加运动，不让他再在上海养病。他回来不久1968年我和另外几个同事被隔离审查了，说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集团，王选算是知情人，刘有文就在审查期间逃走，卧轨自杀了。”

    这之后，8341军宣队进驻北大，给董士海和同事们落实了政策。随即林彪1号令下达，北大大批师生被下放江西鲤鱼洲农场，无线电系全系去了陕西汉中建分校。

    “我们335教研室还是留在了北京，因为军工宣队要搞一个电子仪器厂，做计算机和半导体，地点就在昌平200号，还留了数力系计算数学和物理系搞半导体的人。”

    留在北京的董士海和同事们一起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建厂筹备工作。

    “办这个厂，先挑了些人。半导体方面就调了黄昆，计算机抽了我，还有几个实验员。黄昆‘文革’前在北大物理系搞了一个能谱实验室，陆平很重视他，‘文革’前拨了不少经费给他。‘文革’一来他也受批判，说他浪费国家的钱，没做出什么东西来。”

    董士海提到的黄昆，是和王选同一年得到国家最高科技进步奖、国际半导体理论的权威，曾留学英国。在董士海眼中，这位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老实、谦虚、听话、低调。“黄昆把工资的五分之四都交党费，自己的子女插队去，不让他们回来。到200号时让他批邓小平，他没办法，也批，后来邓小平说，黄昆批我的我不在乎。杨振宁要去他家看他，他去买沙发罩布，想把家里布置得好一点儿，人家问他，你有钱吗？看他穷酸相。”他还记得黄昆曾对他说：“我浪费了国家好多钱，我要好好向工人阶级学习，要从头学起，要从焊塑料管道学起。”

    那是1969年冬天，董士海他们平时就住在200号筹办电子仪器厂，隔周回来一次，和黄昆的很多谈话，就是坐在来回200号的敞篷卡车上，两个人裹着大棉猴说起的。董士海说：“在200号，他真的天天和工人学塑料管道的焊接，这就是我们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

    四家合力会战150机

    董士海先筹建整机车间，需要把很多仪器集中安排好，把整机车间的房屋整理好。“那时候大批的人还没来，力气活还特别多，我经常搬东西上下楼梯，有一次崴了脚、但手里的示波器不能松手，这样的事很多，没有人说什么。那时候北大和738厂合作150机的任务还没有定下来。”

    早在1968年，国家为了勘探石油的需要，由石油部、四机部等共同设立了150工程，确定了为这项工程研制一台大型计算机的计划。

    “618厂的蔡伯兴师傅是最早到北大的工宣队员之一，是校教改组成员，也是数学系的工宣队员，那时被派到200号。他把他熟悉的童宣海同志（8341驻数学系的领导）从平谷请了回来，他们俩成为了电子仪器厂的总负责人。”150机的任务就是蔡伯兴等人到国务院的许多单位要下来的。

    “他发现有一个叫150机的任务，是石油部和738厂1968年已经商量定的，启动了但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这个任务好，就把这个合作项目要了下来，多方签了协议。后来就以在北大会战的名义将738厂的3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派到200号，把原来老335的人也调回到200号，还调去一批没毕业的学生，还有数学系物理系的一些老师及石油部地质部的人员，这样在军工宣队的统一领导下，会战150机。”

    150机，即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978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国科学大会奖”花落150机，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奖项。150计算机是一项合作完成的综合性科技成果，研制单位包括北京大学、四机部（即电子工业部）738厂、石油部、地质部。

    “实际上，738厂的孙强南老师是整个研制的主要管理者。他是738厂的元老，也是150机的产品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制定了设计和工艺文件标准和管理制度，建立计算机房和机房管理制度等，并提出了许多可靠性的关键措施。全国科学大会奖，孙强南老师是第一获奖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老实的人，从来不争什么。”

    董士海开始在电子仪器厂的生产组，后来150电源有问题，用的大功率晶体管很贵很容易坏，领导便让他赶快把这一块抓起来。“而我也想到第一线去，我还成了1连2排的排长，还是要服从分配。那时候带队的是工人师傅，大家打乱了分到各个连排。”

    已经有了孙强南他们的设计方案而且他们特别注意质量问题，北大人也很快熟悉了工作。“孙强南老师也和我说，上海同时也在做计算机，他去看了，那里的集成电路不过关，也出现元件质量问题。”那时候酒仙桥有一家专门做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的878厂，“孙强南就去和他们要，他们让我们从民用的里面去挑，这样使150机的集成电路的质量稍好一些。”

    说到这里，董士海特别感慨，中国计算机事业建立和发展的风云变幻仿佛又涌上他的心头。他特意强调说：“我觉得红旗机应该写张世龙，150机特别应该写738厂孙强南他们、军工宣队和北大的合作关系。我认为150机当时是军工宣队动员了所有的资源来保证这个项目的完成，而且738厂预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协作的成果。”

    昌平200号电子仪器厂结束使命时，共生产了4台150机(DJS-11)，12台6912机（DJS-18）。北京大学计算技术专业在200号的人，大部分回到计算机系，也有的去了748工程（即汉字激光排版研究室），还有的去了计算中心等等。一场会战随风云流散，却留下了一代计算机人艰辛创业的豪迈痕迹。

    采访临近结束时，董士海老师说，“今年8月25日是张世龙先生逝世十周年，我非常怀念他，特别要学习和宣传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啊！”  文/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董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