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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

2016年11月22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报
◎作者:刘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9月出版

    “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毛泽东晚年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本书权威客观地讲述了这段隐晦的历史,特别是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通过引述、辨析第一手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呈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澄清了历史上晦暗不清的疑云。”

    南下明明已经失败了,中央却命令四方面军再次南下

    四方面军本来不打算在这里久住,只想筹足粮食即刻北上。这时消息传来:二、六军团已经转战到滇西北地区,准备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建议:四方面军在现地休整,等待二、六军团的到来,大家一致同意。不料4月1日,林育英突然来电强令四方面军南下。电报说:

    (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川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林育英的电报使四方面军领导人感到难以理解。南下明明已经失败了,中央却命令四方面军再次南下,这岂不是要断送四方面军吗?这可能是中央判断张国焘要带领二、四方面军逃亡西昌,其实谁也没有这个想法。权衡之下,朱德下了决心。不改变行动计划,四方面军还是原地休整,筹备物资,等二方面军来会合,共同北上。这样,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地区住了三个多月,在长征中是一段较长的平静时期。

    行军打仗,大家的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一旦闲下来,部队中许多问题就表现得突出了。部队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关系、根据地建设,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妥善处理。

    在鄂豫皖和通南巴时期,张国焘大搞肃反,杀掉了一大批干部。红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干部,几乎被他杀光了。他借口提拔工农干部,搞任人唯亲。只要忠于张国焘,不论能力如何,都可以很快提拔起来。徐以新回忆:“张国焘有个特点,他要奖励哪个干部就用个人名义奖励,找到他那里去,陪他住几天(住在警卫班),出来以后就是提拔。对犯错误也是照这个办法,叫他到那个警卫班住几天,若是好了就从轻处理,若是不好就送保卫局。”这样搞的结果,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打仗勇敢,但作风粗鲁,政治素养差。此时发生的余天云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 年生,1927 年参加黄(安)麻(城)暴动,1928 年入党。在鄂豫皖时期以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任红4军36团团长。1933年由团长直升为军长。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讲究战术,就是硬拼。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但没什么头脑。南下时指挥31军打了败仗,1935 年11月被张国焘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红军大学的总教官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同时又以作风严谨、治军有方,在红军中享有盛誉。张国焘虽然因为刘伯承反对他另立“中央”罢免了刘的总参谋长,但是在军事业务上不得不服刘伯承。他说:“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对此,张国焘是赞成的。鉴于南下失利的教训,所以他希望刘伯承把军事正规化的知识传授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们。

    谁知余天云偏不信这一套,进了红军大学不久,便公开顶撞刘伯承。张国焘听到的反映是“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所以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连载五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