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死，焉知生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著/ 孙宏哲、张聚国 译 / 译林出版社 2015-3

    内战史是美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的风向发生转变，原先被忽视的底层阶级和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等问题日益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死亡”以及因“死亡”引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乃至相关的“历史记忆”开始引起内战史研究者们的眷顾。近几年，接连有数本讨论内战死亡的专著问世，而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和美国内战》在其中影响最为重大。

    该书旨在阐明，内战不仅给美国带来了“死亡”，还颠覆了战前的“死亡”文化，引发了美国人精神上的焦虑和信仰上的危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修正了原有的信仰，改变了对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新的认识，建立起新的美利坚民族观。全书虽以“死亡”为话题，但核心是“人”，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性”为归宿。在她看来，如何对待“死亡”和“死者”，便是如何对待“生命”和“生者”以及如何对待“人”。人在“死亡”面前不仅仅是被动的承受者，更是积极的参与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充满了选择。

    福斯特认为，战前的“死亡”观念以“善终”（Good Death）为核心，强调人若能在亲人陪同中安然逝去，死后可入天堂得永生，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和家族性质。但内战触动了该文化，其引发的大量“死亡”不但动摇了原先的“善终”标准，还挑战了个人和家庭继续维系这种文化的能力，引发了全社会的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使当时的美国人对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意义心生焦虑，对战争的意义以及国家的职责心存质疑。这就使“死亡”超出了死亡本身，成为一项“业”（work），即“死亡之业”。“死亡之业”的任务是确保死者得到“善终”，让“死亡”获得意义。

    在福斯特看来，内战对战前的“死亡”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第一项挑战是内战改变了士兵的“死亡”地点和过程，切断了死者与亲人间的联系，让身死战场的士兵在临终之际无法和身处后方的家属进行直接的交流。而第二项挑战则是改变了士兵的“死亡”原因和方式，扭曲了人性，贬损了生命价值和“死亡”的意义。在传统文化中，无端杀戮是被禁止的，但“正义之战”不在此列。所以，士兵们在战争中既要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克服宗教和情感的束缚，以便适应新的战争技术和战术，同时又要尽量抑制杀戮，以免完全偏离原有的观念和文化而违背人性。而第三项挑战是如何处理内战带来的大量遗体，维持“死亡”观念中关于“安葬”等善后环节。这导致了商业资本的介入，协助家属记录、入殓、防腐、运送死者的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并最终迫使联邦政府承担起了料理死者尸体的各项职责，如国家公墓的建造。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新史学”潮流的浸润下，《这受难的国度》一书的取材可谓广博丰厚，包括信函、日记、诗歌、照片、绘画、报刊文章、布道词、广告词、死亡记录、墓碑碑文等。据此，福斯特凭借其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考、流畅的文笔，以“死亡”为主线，以“种族”、“性别”为支线，将生命与死亡、个人与国家、宗教与世俗、战争与民主、历史记忆与想象共同体等问题编织起来，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既陌生又熟悉，既细腻又宏大的美国内战史。

    《这受难的国度》的一个亮点是，它展现了“死亡”文化在内战中变动不居、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并告诉我们，内战不仅是战前“死亡”文化的顶点，也是终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而全书另一个可堪称道之处在于，它讨论“死亡”但不囿于“死亡”，而是将其与战争、国家、人性等宏大主题串联起来，对人类的命运充满了关切与悲悯。在书中我们发现，内战不但改变了美国的“死亡”文化，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社会的文化和心灵在内战中受到重创时，最先对其疗伤的不是国家，而是商人。他们通过资本和市场，渗透到棺木制作、入殓防腐、尸体转运、丧服裁缝等各行各业,维系着文化的延续和社会的运转，反映了资本主义之于美国的特殊意义。而当国家介入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也随之转变。公民用鲜血浇灌着国土，用生命捍卫着国家，为联邦政府在战后拓宽职能、扩充权力、履行对公民的责任注入活力，令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交融在一起，推动美国真正成为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所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度。

    此外，福斯特还在书中就内战产生的大规模杀戮对士兵人性所提出的挑战做了细腻的讨论。对内战的人性拷问是和战时的经济发展、国家构建、民主深化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这不但展现了战争的两面性，更揭示了人性的两面性。人类既是战争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战争导致了死亡，死亡改变着人类，但人类终究没能终结战争，这种近乎宿命的循环至今仍然存在，值得我们反思。